我们老是有非此即彼的思维，好像私人做决策，就可以把事情决定了，私人的价值就可以体现了。

从调后发电量和进口数量指数看，两者具有相关性，但进口量波动比发电量波动大。在全球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增加特别是顺差减小对全球尤其周边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而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和目前这一次投资扩张发生在全球需求不强或严重疲软的情况下，主要拉动了生产的增长。如果其他经济体的投资能够实现零增长，全球投资即可达到正常增长水平。通货紧缩和零利率的情况下存在真实利率过高而无法降息的问题，简单货币政策（指利率杠杆）在刺激需求的方向上失效，这时需求拉动具有放大效应，金融加速器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中的原因。目前估计明年中国可能出现多到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名义量增长也很重要。

但按照2季度环比增长率，再过三个季度则可能出现偏热。中国之外的经济整体面临强劲的外需增长，只要消费有所恢复，投资会很快跟上来。因为加强金融监管，把消费金融业、保险行业管得越来越死以来，真正付出代价的恰恰是中低收入家庭。

所在在历史上，货币发行权归宿到政府手里，与民主宪政制度的出现是同步的发展。所以上海老百姓要去游行，把外国人赶走，认为外国鬼子带来这种邪恶的巫术，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把人打死。中国从美国的金融创新中获益甚多南方都市报：自从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挟全球储备货币的独尊之位，一直处于超量甚至过量发行状态。我做金融研究这么多年，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这么多年，理解到金融行业更自由宽松的发展，对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有钱的家庭。

我们知道，一般人借钱时很高兴，还钱时很不高兴，英国国王也不高兴，因为国王没办法掌握这么多的货币和金融资源。在过去三十年，总体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到现在经过金融危机冲击以后，让我们看到如果中国国内的消费性需求不能有根本性增长的话，中国经济还是要依赖出口和投资，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来越艰难。

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恰恰帮到的是普通人。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现在美国财团对美国、欧洲政治的控制是很厉害的，甚至不惜制造一些战争，但不能以阴谋来一言以蔽之。发帖者算了算，扣除基本消费如长辈的零花钱、房贷、汽车费用、电话和互联网费、水电费、一般购物等，每年的总开支已逼近20万元，而这还不包括电器的更换、旅游等。于是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91年宣布一个指令，要把犹太人从英国都赶走，犹太人又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迁徙。

这样通过这种消费金融、消费信贷产品的推出，让中低等收入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不至于在教育，尤其是学习技能比如钢琴等方面落后于有钱人家的孩子。像这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在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这样一个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制精神的侵蚀程度会更加恶劣加强金融监管对穷人更不利南方都市报：你的书中提出这样一个冲突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钱多了中国人却越来越不安，尤其是中产阶层。中国需要什么样金融战略与货币政策，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减少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只是帮助了那些金融家、有钱人。

特别是这个时候，在金融市场，不论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让国内的企业更新换代，价值链上的定位往更高的一端转移，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往更广泛、深层的方向发展。这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都是给操作者提供工具，控制风险，从而让每一个放出去的信贷的利用尽可能地达到最高。

举个例子，前两天银监会在5个城市进行消费金融的试点，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消费金融方面还是不能放开发展。第二，今天中国的资本和资金的供应，再加上中国本身的资本化的能力已经相当高了，在中国出现今天的这种不缺钱、不缺资本的局面之前，80-90年代，中国吸收外资做的努力这么多，进入的FD I非常多，尽管有些钱来自香港、台湾，但这些钱都是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来使得各个不同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企业、法人他们配置自己的资源，控制自己资源风险的能力达到空前高的程度。

南方都市报：《货币战争》的畅销，有人认为是利用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国营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国企与民企竞争时，尤其是有人违约时，你说从法院，到政府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吗？还是会更偏袒国有企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运作得很顺当的民主宪政来约束公权力的话，还不如把货币发行权留在民间的金融机构，至少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发展下去，会非常在乎他们的信用，市场的力量反而可以约束这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银行，让他们不会乱来。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的进程更加困难。但是犹太教的解释是：只要不是犹太人，那就是陌生人。但正因为这些老百姓和企业给政府交了那么多税，让政府预算内、预算外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政府又掌握了这么多国有资产的财富，而政府越来越多的收入、土地增值的钱并没有用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所以尽管一个家庭可以有20万元的收入，但是想到未来的养老、医疗等等，使得有中等收入的家庭没有那么强的经济上的安全感和信心。

这种市场力量的制约，远远比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政府更可靠。所以说这种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对节能减排的目标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不是美国的消费需求那么旺盛，中国依赖出口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启动中国的经济，在90年代加入W TO以后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美国金融创新带来这么多的货币，鼓励了美国家庭这么多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其他金融支持的话，美国的消费需求不可能那么旺盛，中国向美国出口那么多东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出现40%中小企业做不下去的局面，一点不奇怪。

陈志武：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不是给中国经济本身带来多少损失，而是给中国很多的体制内外的人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结论，就是中国依赖国有企业的制度让中国规避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中国不仅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要强化国进民退。比如恋爱市场上是不是也有战争？在大学里，校花有很多男孩子来竞争，那我们是不是说，张三与校花谈恋爱谈成了，李四没谈成，是不是张三有阴谋？有没有阴谋，关键是看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是不是封闭的，是不是只有几个掌握了强制力的人才能进入？只要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谁都可以进入金融服务行业，那么最后张三成功了，李四成功了，我们最需要去思考的，不是他们是不是有阴谋，而是他们依靠什么成功了，他们是如何建立了金融财团，掌握了全球融资网络，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做法，掌握金融的逻辑，为中国的子孙后代谋福利。

近段时间以来，国字号地产企业不断刷新地王新纪录。这是我最担心出现的局面。而基督教对这个条款的解读是，只要不是敌人，那就是朋友，所以他们把这个陌生人解读为敌人，所以在所有的基督教徒之间的社会、基督教徒之间放贷的时候，都不可以收利息。而已经广为人知的美国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财团，其发家史的早期，都与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系。

只要按照过去的国有经济主导的模式走下去，才是中国长久的出路。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起点。

这个条款就是：给朋友借贷不可以收利息，但是给陌生人(strangers)放贷可以收利息。另外一方面，当前世界各国确实又存在各自的金融战略和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因为这些犹太人放贷，从中东做到欧洲，再做到埃及，到了公元7世纪，犹太人被中东人赶到西班牙，从9世纪开始，西班牙开始驱赶犹太人，把犹太人赶到英国、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犹太人又开始在这些国家放贷。这样就在过去两千多年，至少是在16世纪之前，犹太人差不多是在中东和欧洲唯一的可以合法的放贷、发展金融业务的群体。

因为掌握在国家手里的钱越多、财富越多，他们更会把这些钱、这些财富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面。陈志武：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民众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的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直接竞争。如果顺着中国的近代史往回看，有一个可以做比较的事，就是现代金融引入中国的时间与电是差不多的。所以后来出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太奇怪，因为犹太人已经有1500多年，甚至1800多年的发展金融的经历。

在国企纷纷拿出巨额资金去炒作地王的同时，有数据统计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有40%的中小民企面临破产或者已经破产。比如直到现在，香港的港币还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由中国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发行的，而不是由香港政府发行的。

也就是说，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会越来越大。南方都市报：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滥发货币造成的。

这样一来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7万亿银行信贷资金和4万亿政府投资的方向重点是照顾国有企业，而忽视掉中小民营企业的时候，最终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就业增长打击是非常大的原因。但是很不幸，这个时候有这么多人被《货币战争》的阴谋论误导，这个转折点如果不去正本清源，把真正的金融逻辑推出来，以后阴谋论产生的误导会成为障碍。